澄湖的古井
关于澄湖，《吴县志》载：“陈湖，相传本邑聚所陷。”《吴郡甫里志》也称：“陈湖，相传旧本陈州，沉为湖。迄今水清浅时，底有街井，上马石等物，舟人往往见之。”《太平广记》载此为陈县：“有狮眼流红之说，事实近诞，然当水涸时，其中街衢、井穴历历可见，余如上马石、墓道、田亩不胜枚举，且有拾得铜锣、铁链及器皿什物者。”这些记载都说明澄湖湖底一直保存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存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记载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，还渐渐地被淡忘了。
澄湖古井位于大姚滨临澄湖的农田和湖底部。包括承德、大姚间的前湾，大姚、乍墩之间的后湾，堤外湖底及湖周广大的农田里，约有古井千余口，这些古井仅存挖穿原生土的下半截。当时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化馆联合发掘这种残井一百五十余口，出土和采集文物一千二百余件。根据出土文物特征，可分为：原始文化遗存、几何印纹陶遗存和汉至宋各代的文化遗存。
澄湖早期的井距今已五、六千年，称之为“古”是一点不为过的。水井是人类自己造就的最早的生活水源之一。澄湖发掘中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先民已掌握娴熟的凿井技术。古井的大量发现，为《世本》：“黄帝见百物，始穿井”；《周书》：“黄帝穿井”；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：“……瞽叟又使舜穿井”和舜臣“伯益作井”等文献记载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例证。在生产力低下的石器时代，太湖地区的先民，能够认识地下水，并充分加以利用。从依赖自然，到通过凿井，创造水源，这是人类的一大进步。
澄湖古井发掘中，出土的原始文化遗物十分丰富，并以汲水的盛器为主。摹拟动物形态的鸡、鸟形提梁壶、猪形壶、鳖形壶、皮囊壶，图案精致的彩绘陶器、漆绘陶器，以及刻有陶文符号的鱼篓形罐，都闪耀着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火花。出土的带木柄石斧，颇为罕见，也为我们研究石器时代的工具制作方法提供了实例，说明当时社会已到达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前夜。
古井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遗存十分丰富。大体可分为马桥、华利湾和戚家墩三个类型。考古学文化的命名，有二种方式，一种是以皇朝命名：如吴文化、汉文化等，而早期文化最主要的命名方式，则是以首次发现某种具有独特文化特征遗存的小地名，作为这种文化的命名。澄湖这一时期的古井中出土的典型器有：红陶圜底内凹罐、曲折纹硬陶鸭形壶、盘式鼎、印纹陶盆、提梁盏，黑衣陶簋等。这类遗物参考碳14测定数据，可定在距今3800－3200年间，时代相当于中原的夏末至商代。
澄湖早期印纹陶遗存中，拥有一定数量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仿铜陶器，这与古文献中关于 “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”和《禹贡》中关于大禹治水到太湖的记载相印证，说明当时这里已与中原发生着日益频繁的联系。吸收了许多中原夏、商文化的因素，而形成了区别于典型良渚文化，又不同于中原夏商文化的地方性文化。
商代晚期，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”之后，江南一带已逐步统一到吴国的版图之内，澄湖华利湾类型的印纹陶与宁镇、上海、浙北地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——吴文化的特征，正是吴国统治着这一地区历史的真实反映。而戚家墩类型的印纹陶，正好与周元王三年（公元前473年）吴国为越国所灭，这一带均为越国统治着的史实相吻合。
澄湖出土印纹陶遗存的古井，数量在五百口以上，约占古井总数的48％，分布范围极广，可以想象出这里当时人众物茂的情况。说明吴越春秋时期，这里已是一处颇具规模的人类聚居地。这一聚居地当时有没有名称﹖在吴越春秋的历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﹖这要对澄湖古井及出土物进行了系统整理以后，才能真正找到答案。
澄湖，“摇城”之所在
澄湖遗址的发掘，延续了五、六个月。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，又在当地进行系统整理。那时，白天调查走访，整理器物、绘图、排比、归类。晚上，翻开典籍查找资料。一天晚上，在翻阅《越绝书》时，偶尔发现《吴地传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摇城者，吴王子居焉，后越摇王居之。稻田三百顷，在邑东南，肥饶，水绝。去县五十里。”“摇”“姚”同音；“在邑东南，去县五十里”，大体方位相近，眼前的澄湖遗址会不会即是当年的摇城所在呢﹖我脑海里突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。
春秋吴国，为了“设险以守其国，安其民”，曾经筑过不少“城”，仅《越绝书·吴地传》所列，就有：吴大城、吴小城、伍子胥城、复城、鸿城、麇湖城、干城、古城、武城、吴城、无锡城、摇城等数十座。这些城经过二三千年的沧桑变迁，大都已经面目全非，甚至不知所在了。
摇城，是春秋时期的一处封邑，初有吴王子受封于此，吴国灭亡之后，又成为越王摇的封地。吴王子和越王摇都是享世卿世禄的王室宗亲，他们的受封，正是吴越两国继承西周分封制度的实例，受封者不仅得到财产，还得到封邑，包括土地，甚至包括人口。摇城的所在，北濒吴淞江，位于东江、娄江与吴淞江交汇的古三江口。这里土地肥饶，灌溉便利，平原沃野，物产丰富。从澄湖发掘的资料看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这里已广种水稻，古井中出土的粳稻，颗粒饱满，可以印证文献中“稻田三百顷……肥饶、水绝”的记载。
澄湖附近的甪直，有“吴宫乡”之别称，镇南有阖闾浦蜿蜒而过。当地还有“梧桐秋，吴宫愁”之谚，附丽着吴国被越所灭的悲恸故事。这与这座摇城城主迭更的史实也相符合。越灭吴后，越摇王居住于这座最初由吴王子居住的古城，“城”也因摇王而得名。越王摇在这里还曾开凿过“通江”，并借以攻伐过上舍君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记载楚威王时兴兵“大败越，杀王无疆，尽取故吴地至浙江……而越以此散，诸族子争立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服朝于楚。”摇王世世相袭，后又“佐诸侯平秦，汉高祖复以摇为越王，以奉越后。东越，闽君，皆其后。”摇字母余，安朱之子，已姓顾，是吴地望族顾氏的始祖。三国名相顾雍等也都是摇王的后代。
摇城的陷落
文章写到这里，本当画上句号。但这昌盛一时的古城，是何时，又是怎么变成这样一处淹埋在浩渺湖水之下的遗址的呢﹖摇城陷落的原因，是在若干因素相互作用下造成的。摇城所在的地质、地理特征，是其陷落的基本原因；三江的湮废和洪水则是摇城陷落湖底的直接原因。摇城处在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古陆部分，处于华夏褶皱之西的甪直凹陷部位，这一带地壳基岩上覆盖着厚达220米以上没有胶结的物质，多为泻湖含粉砂亚粘土，土质比较疏松。因此，这里一直处于缓慢下沉的过程中。
夏禹治水，凿江排涝，太湖流域始得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”的局面。摇城的所在地，在古三江口附近，即吴淞江、娄江、东江的分流处。公元八世纪以后，随着全球性冰期后海面的升高，三江所处的太湖平原河流相应发生了变化，三江之水的流速大大减慢，以致江水挟持的泥沙常常在河道内沉积。在潮汛时，原来泄排太湖水入海的三江，甚至变成海水内浸的主要通道，正如北宋水利家郏亶所指出的：“欲东导于海者反西流，欲北导于江者反南下。”海水曾一度逆吴淞江而倒灌到苏州城东一二十里。娄江、东江相继淤塞。“深广可敌千浦”的吴淞江，到宋代也逐渐淤浅变狭，下游的宽度由20里逐渐缩小到甚至不足2里。太湖之水宣泄不畅以致内涝成灾。《宋史·五行志》和《吴县志》记载的大水灾，就有十六次之多。澄湖的中心部位，可能在洪水中被冲击淹没而形成。
如果澄湖真由洪水冲淹所致，其中心部位的形成年代，当在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之间。因为澄湖不见于熙宁、元祐间吴中水利专著；而南宋乾道年间，澄湖始列为秀州四大湖之一。元祐之后，由于辽、金与宋连年征战，兵荒马乱；宋徽宗重用朱建立“应奉局”，大搞“花石纲”，江南人民倍受骚扰，民不聊生。政治的大动乱，使官民都无力于太湖水系的疏浚。
另外，宜兴的商人为了将山里产的竹木直接通过太湖运往浙江谋利，拆毁了拦阻荆溪之水进入太湖的“五堰”，使原来北注长江的荆溪水改就太湖，加大了太湖水的注入量。同时，朝廷为了调运东南盛产的大米进京，贯通挽舟之路，修筑了吴江长堤，堵住了太湖水下泄入海的通道。这些不合理的水利活动，加剧了太湖的水患，以致太湖流域自大观元年至乾道六年间发生了七次大水灾。水